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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在中庸与极端之间----16至17世纪英国宗教政策特点辨析论文最好发表的网站

博今文化 / 2019-10-21



从查理一世被处死,到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形成了英国史上罕见的"王权空位期".这前后11年,恰好与查理的"暴政期"一样长,也是英国宪政史上的实验期d.克伦威尔摄政后,确定了以宽容为特色的宗教政策,主要内容如下:其一,恢复各教派信仰自由.根据1653年底出台、具有成文宪法意义的《政府约法》规定,英国国教会和罗马天主教均为非法,要求依照清教标准建立加尔文派教会,以此作为克伦威尔军事独裁的精神支柱.其二,设立裁定委员会和驱逐委员会.依法规范教士的管理,提高神职人员的传教水平,保障那些能够胜任和适合传播福音需要的教士生活.其三,非正式重新接纳犹太教徒.犹太人获得宗教信仰的合法性,并被允许在不列颠地区定居和在私人屋内集会、从事宗教活动.这是护国摄政时期宗教宽容政策的一大亮点.其四,没有严格禁止使用公祷书.从长老派占统治地位时起,公祷书即遭禁用;独立派掌权后,人们仍然无法正常使用公祷书.不过由于宽容政策的推行,护国摄政时期的公祷书禁令并没有得到切实执行,这是克伦威尔与议会妥协的结果.

[关键词] 英国宗教政策;中庸之道;极端主义;民族国家形成

二、 17世纪初斯图亚特宗教政策从中庸到极端的转型


詹姆斯从伊丽莎白手中接过的英格兰,不仅是一个日渐强大起来的民族国家,也是一个宗教矛盾错综复杂的新教国度.在人文主义思想的启发下,16-17世纪的英国已经开始了反对专制统治、争取自由权利的思想启蒙.特别是经过都铎宗教改革,英格兰教会已挣脱基督教世界体系的中世纪羁绊,形成了一个以英格兰王权为支柱、自成一体的安立甘教会.不过由于16世纪英格兰宗教改革的政治色彩大于神学意义,这个教会始终都没能、也无意于摆脱它的世俗依附性.它与长老制的加尔文派教会不同,也与组织形式宽松的路德派教会有差,是一种直接隶属于英格兰世俗国家的民族教会,因而其本身就是作为都铎王朝强化新君主制的工具而存在的教会组织.詹姆斯步都铎君主之后尘,利用其承袭的英格兰教会至尊领袖地位,让英国国教服务于其专制统治的需要.但他又处心积虑,掩盖其憎恨清教、同情天主教和利用英国国教的宗教立场,以便让国人对他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政策始终充满期待.1604年1月,他在泰晤士河畔汉普顿宫召集御前会议,做出一种想调和国教会与清教徒矛盾的中立姿态c.可是,他又打着维持宗教现状的旗号,偏袒国教会、维护主教制,而决不容许清教领袖讨论那些涉及国教权威的问题,其宗教立场和政治目的由此暴露无遗.激进派清教徒在失望之余便采取行动,组建了脱离国教会的独立教会;大多温和派清教徒还掀起了一场道德运动,中心内容是严守安息日,专注于改造人的灵魂,以期把人们引向一种崇高的精神生活,进而达到净化教会和纯净社会的目的.1618年,詹姆斯发布《娱乐声明》(Declaration of Sports),反对清教徒在部分地区强制取消公众在星期日礼拜后娱乐的权利.只是由于坎特伯雷大主教艾博特(GeorgeAbbot)的反对,该声明才未得到切实执行.可见在推行专制主义上,詹姆斯是理论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这与他沿袭的温和政策不无关系.

在16-17世纪的欧洲,国际关系多与宗教问题纠缠在一起,因而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形同水火,经常发生武力冲突.詹姆斯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往往掺杂着宗教因素的考虑,常常推行一种自相矛盾的政策.其一,他一上台就突破宗教界限,急于同天主教的西班牙媾和,结束了近20年的英西战争.其二,1612年,他把伊丽莎白公主许配给新教的巴拉丁选侯腓特烈五世;从1614年起,他又谋求英西王室联姻.其三,卅年战争(1618-1648)爆发后,他为了维持与西班牙的友好关系,没有及时向他的新教徒女婿腓特烈五世提供帮助.他甚至还公然宣称自己是个和平主义者,并发誓要做天主教联盟和新教联盟的居中调停人.其实,詹姆斯的真正用意是想借力于西班牙人,以牵制国内迅速发展的清教势力.在他看来,难以驾驭的国内清教徒才是其推行偏袒国教会政策和维持专制统治的最大障碍.

斯图亚特王朝来自苏格兰,詹姆斯是以伊丽莎白姑姑玛格丽特(1489-1541)孙子的资格统治英国的,被称为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在历史上,苏格兰和英格兰本是一对宿敌,詹姆斯之所以能登上英格兰王位,主要是封建继承制或血统原则作用的结果.他不仅拥有部分的都铎血统,也获得了他表姑伊丽莎白女王遗嘱的确认.此外,詹姆斯还有一个重要筹码,就是他幼年时接受的加尔文教的熏陶,这使他与英国人保持着新教信仰上的外在相似性.当然,詹姆斯对加尔文派教会并无好感,他在政治上又抱残守缺,常常把"君权神授"论挂在嘴边,不仅要向人们证明其作为英格兰和苏格兰两国共主的合法性,还想藉此制造舆论,维护专制统治的正当性.每当英国议会开幕时,他都要重复这样的话:"君主为可见之上帝,上帝为不可见之君主."a对此,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评论道:"当他被承认为国王以后,他就认为他的君权是神授的.凭这个理由,他以'神圣的国王陛下'自居."b詹姆斯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想通过神化王权来强化自己的权力,这样就在他与其臣民之间划出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甚至还像都铎女王玛丽一样停留在过去,幻想把不合时宜的专制主义当作治国理政的法宝,这非但不能紧随时代向前的脚步,而且在统治英国的22年间,可谓是处处碰壁,根本无法开启英国人所企盼的新时代.只不过詹姆斯还算不上是一个顽固的、愚腐至极的统治者,不论对天主教还是清教,他都没走极端.面对议会的不满和抗议时,他能适时作出某种退让.正是由于这种善于妥协的处事风格,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前朝中庸稳健的宗教政策,或者说他不自觉地扮演了都铎政治文化传承者的角色.


反观都铎早期君主,他们在追求个人欲望时,奉行功利主义的新教哲学,坚持民族利益至上.亨利七世放弃金雀花朝以来形成的敌视法国传统,在实现英法两国和平共处的同时a,为英国的国家强盛赢得了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亨利八世既可以是教皇认可的"信仰扞卫者",又可以是其臣民们认同的国教会至尊领袖,唯一不变的则是其个人的贪欲和都铎国家利益.的确,除享乐主义和至尊王权外,似乎没有更重要的东西值得他去珍惜和坚持,甚至包括王后的选择、公主的合法身份、臣民的宗教信仰,还有为专制王权服务的宗教政策,一切都可以随着个人兴趣的转移和王权的意愿而发生变化.民族国家形成时期,君王婚姻的意义,显然已经不同于中世纪王朝国家时代.所以亨利八世的离异与续弦,不再仅仅是他个人或王室的私事,而是攸关民族国家利益的大事.亨利八世是否是一个自觉的民族主义者,虽然我们对此无法作出简单的判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离婚案已经实实在在地与英格兰民族国家利益在一起了,而且他无意识中推动了都铎宗教改革,从而事实上使其扮演了英吉利民族代言人和都铎英国民族国家化身的角色.由于都铎宗教改革的最初动因来自于亨利八世的私利或贪欲,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发生宗教信仰上的大逆转,同时也就决定了16世纪英国宗教政策总体上呈现出世俗性、温和性的基本特色.具体来说,他既没有完全抛弃他本人和他的臣民所熟悉并虔诚信仰的天主教,也没有全部接受来自大陆的路德教或加尔文教,而是徘徊在激进的大陆新教与保守的罗马旧教之间,以一种折衷的态度,接受了混合着新君主制因素的安立甘教.


第二,清除不纯洁的国教礼仪.1641年1月,议会下令销毁、拆除和彻底搬走教堂及附属小教堂摆放的祭坛和各种偶像,或安置在祭台旁的圣餐桌、十字架,以及迷信的图画、纪念像及偶像崇拜物.

军队反对长老会制的态度如同反对主教制一样坚决.既已打败了王党,又赶走了苏格兰人,独立派就横下心来要撇开专断的长老派.1648年12月初,当议会拒绝接受11月18日由军官委员会通过、由亨利·艾尔顿(1611-1651)少将拟定的《军人抗议书》时,军队强行开进首都伦敦,并将司令部设在白厅宫内的国王官邸,以阻止议会同查理的往来.该抗议书提出几点要求:一是议会须中止与查理的谈判,二是进行重新选举,三是最高权力归下院,四是严惩国王.随即发生的"普赖德清洗"事件c,结束了长老派操控议会的局面,军政大权全部落入独立派手中.克伦威尔在各派强大的压力下,将查理推上了断头台;1649年5月19日,残余议会宣布英吉利共和国建立,清教革命达到高潮.

15世纪末叶,都铎王朝诞生之际,英国正值硝烟弥漫的玫瑰战争偃旗息鼓之时.那是一场贵族间为争抢王冠而发生的封建内讧,它肇始于金雀花朝理查二世被废黜、杀害,终止于约克朝理查三世战死沙场,前后持续30年之久.随着兰开斯特家族旁支里奇蒙伯爵亨利·都铎入主伦敦,英国由贵族混战而导致的"无政府"状态也随之结束.不计"九日女王"简·格雷在内,都铎朝共有五位国王或女王当政,前后延续长达118年.这个新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不再遵循中世纪的神意和血统原则,而是代之以武力(强权)和公意(经过议会).所以亨利七世在他召集的第一届议会上就声称,其王位既来自上帝的恩宠,又来自合法的继承权,而他在博斯沃思原野战场上取得对约克家族的胜利,就是这种双重合法性的最佳表征a.

下列两个因素决定了玛丽在政治上的叛逆性和在宗教上的极端性:一是父母的离婚案对她的悲观情绪和叛逆行为产生了显着的负面影响;二是在她虔诚的天主教信仰和一半西班牙血统中包含着执拗、反叛和复仇的因子.但是,她怀抱不切实际的天主教理想主义,借力于西班牙人和罗马教皇,通过实施天主教复辟来报复亨利八世,这既不明智、于事无补,又导致她失去其作为一国之君的力量源泉.








作为都铎朝的开国之君,亨利七世赢得的英格兰,是一个长期为百年战争与封建内乱所困扰的王国.他以务实、求稳和谨小慎微的行事风格,通过联姻的方式来消除两个王族间的敌对关系,以强化国家的政治统一b;在此基础上,他对外推动均势外交,积极谋求欧洲大国的外交承认.为了提升都铎英国的国际地位和维护英国人的海外利益,他还确立了重商主义的基本国策c.除了中央集权的新君主制、殷实的府库和相对安定的周边环境外,他在身后为其子孙留下的最重要遗产,就是指明了一条通向和平发展的中庸之道.这也是他对英国历史的最大贡献.

所谓新君主制,就是君主专制、或专制主义,又叫绝对主义.与中世纪的等级君主制相区别,新君主制是现代民族国家赖以建立的政治保障.所谓民族国家,就是以新君主制为政治基础、以民族主义为精神支柱的现代主权国家d.作为一种新型的政治共同体,现代民族国家是中世纪"基督教大世界"体系瓦解的产物,而与传统意义上的王朝国家区分开来.由于都铎君主已成为整个王国向心力指向的核心,他们追逐以专制王权为表征的新君主制,就无法回避民族国家形成时期的世俗观念及其对基督教普世主义的冲击问题.虽然都铎朝实行专制统治,这是事实;但都铎诸君在实施专制统治时,并没有跳出中世纪政治传统的框框,还是依循旧制,利用代议制机构--议会来为专制王权服务.他们在得到议会认可的前提下,用专制主义取代普世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既契合久乱思治的英吉利民族心理,也适应欧洲各地新君主国普遍发展的客观趋势.




综观16-17世纪的英国,都铎朝和斯图亚特朝从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出发,推行不尽相同的宗教政策.除玛丽女王走向极端、复辟天主教外,都铎君主顺应民族国家形成大势,推动渐进、温和的新教改革,并在废除教皇权和确立至尊王权的条件下,建构和强固了以新君主制为核心的都铎国家.斯图亚特早期君主推行极端的宗教政策,虽然强化了专制主义,却拂逆了英格兰人享有自由与权利的意愿,导致了剧烈的社会振荡.革命时期,英国的宗教政策时而激进、时而温和;克伦威尔护国体制下的宗教宽容,为王朝复辟时期和光荣革命后实行"信仰自由"政策提供了先例和经验.当然,英国的宗教宽容是有限度的,17世纪40-80年代仍有两千名主教派教牧人员被免职,平等派和掘地派也遭到了无情镇压.王朝复辟后,宗教矛盾依旧突出,教派林立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观,英国除了国教徒外,还有许多不从国教的各派清教徒,如长老派、独立派、平等派、第五王国派,以及自宗教改革以来从未消失的天主教徒.在这种复杂形势下,各教派纷纷要求更多的信仰自由,甚至还伴随着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的呼声.1661年5月召开的骑士议会,通过撤销1642年的《主教排除法》,恢复了国教会主教的在俗职位,包括他们在上院的席位.1661-1665年,骑士议会还连续通过了合称为《克拉伦敦法典》的系列法案,意在削弱独立派和长老派的势力,重建英国国教因革命而丧失的主导权.后来,查理二世和他的后继者詹姆士二世走得更远,他们通过发布"信仰自由"法令,给那些新教不从国教者和天主教徒留下了生存空间,虽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在英国恢复天主教,但是客观上却为光荣革命后威廉三世实施《宽容法案》奠定了基础.总之,16-17世纪英国的社会转型由复杂的宗教变迁相伴随,相应地,这一时期的宗教政策主要体现了从温和到激进、再到宽容,或从中庸走向极端、再走向温和的鲜明特点,这一清晰的发展路径不仅直接决定了都铎与斯图亚特两朝专制统治的不同命运,深刻地影响了英国渐进变革政治文化传统的形成,而且为我们准确评价克伦威尔护国摄政和王朝复辟的得失,客观判定17世纪英国革命的性质,进而正确寻求现代英国宗教宽容的历史轨迹,提供了重要依据.




1625年詹姆斯去世后,承袭王位的查理一世既不识时务、又莽撞蛮干.早两年前还是王子时,查理曾与白金汉公爵一起乔装前往马德里,谋求与西班牙的天主教公主玛丽亚·安娜联姻,结果遭到了羞辱.随后不久,他就迎娶了另一个天主教徒,法王路易十三的妹妹玛丽亚·亨利埃塔.查理一世继位后,在宗教上抛弃了詹姆斯的一些伪饰,直接倒向了天主教;并在对外关系上表现出疏远新教国家、接近天主教国家的偏好.他不顾国人的反天主教情绪,走极端主义,与海峡对岸的英国宿敌法国结盟.尽管他对议会保证不会取消对国内不从国教者的限制,但同时又与路易十三签订密约,许诺将在本王国中止反天主教法的实施,还承诺将尽力帮助路易对付法国的新教徒胡格诺派.查理在处理与欧洲国家间关系时改变立场,即从追随詹姆斯的亲西政策转向与天主教法国结盟,其原因在于,他幻想利用一个没有任何基础的英法联盟来对付强势的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从而完全改变了原来他在卅年战争和法国的宗教战争中所持的新教立场,与英国人对他的期待相去甚远.他们希望查理王能站在新教一边去打击天主教,他却采取外交上的大转向,于1629年和1630年同法国和西班牙相继休战.他不仅没有向在卅年战争中支持新教联盟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提供帮助,没有出兵去反抗哈布斯堡王朝对新教荷兰的入侵,反而允许西班牙人借道英国转运金银到尼德兰,以维持当地的一支准备围剿荷兰人的天主教军队.如此一来,不论是清教徒还是国教徒,都无法真正弄清查理的宗教信仰究竟是什么,加之玛丽亚王后来自天主教的法国,他们又都非常害怕国王把英国重新推入罗马教廷的怀抱.这样,查理在宗教和外交上均已失去了国人的信任a.


作为第二代都铎君主,亨利八世具有文艺复兴时代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典型特征.他临朝长达38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前期(1509-1529)耽于声色游乐而殆于国事;中期(1529-1539)因离婚案与教皇生出芥蒂,却顺势推动都铎宗教改革;后期(1539-1547)推行模棱两可的宗教政策,但在客观上为其子女和他的臣民选择了温和而中庸的安立甘教信仰.16世纪二、三十年代,英格兰之所以发生宗教改革,一方面反映了这一时期英国的教俗权力之间和新旧教之间矛盾的激化,另一方面则凸显了文艺复兴以来英吉利民族主义与天主教教权主义的严重对立.亨利八世借助于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取教皇而代之,成为了英格兰教会的至尊领袖.但由于缺乏主观上的自觉,亨利八世推动改革的出发点,并非为了神学的目的来改造天主教,而是为了谋取其个人私欲,这就决定了都铎宗教改革的世俗色彩与政治诉求远大于其神学意义.随着改革的进展,英王游走在个人利益与民族主义之间,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国家,顺应了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势.虽然早期都铎王权还带有浓厚的中世纪色彩,他们依然属于封建贵族阶级的代言人,但毫无疑问,此时他们已经成为了新君主制的象征和新兴民族国家的化身.


徘徊在中庸与极端之间----16至17世纪英国宗教政策特点辨析 发布时间:2017-10-25

[摘 要] 在社会矛盾多端、宗教文化纷呈、内部冲突连连的背景下,16-17世纪英国的宗教政策,明显地因循着这样的发展路径,就是从中庸到极端、再从极端到中庸.看上去,这种循环没有发展,其实不然.如果深究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一时期英国宗教在中庸与极端之间徘徊的奥秘,主要在于民族国家形成这个时代主题发生作用的结果.




17世纪的英国革命,既是一场宗教热情与政治主张紧密结合的清教革命,也是一场以争夺国家最高权力为主要目标的政治革命d.虽然革命中阶级阵线模糊不清,但从宗教信仰上看,凡国教会支持者都站到了查理及王党一边,天主教徒也是王权的坚定拥护者.相应地,一切不从国教的清教徒都站到了议会反对派一边.长期议会召开后,第一个重要行动就是释放查理独裁期间被劳德以诽谤政府、诽谤大主教的罪名监禁的评论家威廉·普林、医生约翰·巴斯特威克、神学家亨利·伯顿等着名的清教徒.第一次内战爆发后,长老派利用其在议会中的主导地位,一度强推极端主义的清教政策.在长老派的操纵下,议会还取缔了一直占支配地位的国教会,代之以长老会,并从人员、礼仪和制度三个方面来巩固自身的地位:

伊丽莎白在宗教上的模糊,一如她在婚姻上的暧昧,都促使在英国16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摆脱了内外压力.尤其是1588年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伊丽莎白统治下的都铎英国已经站稳了脚跟,并具备和赢得了参与欧洲列强竞争的能力.1603年3月24日,她带着"光荣女王"的辉煌,没有留下任何子嗣,孑然一身地走了.从此,英国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

同年9月,各教区教堂所有安放在东端的圣餐桌悉数被移到了方便信徒的位置,蜡烛、烛台和圣水盆从圣餐桌上被一一取走.议会严禁做礼拜前后跳舞或其他娱乐活动,并要求人们严守安息日制度,这些举措大大净化了国教礼仪.1643年7月,威斯敏斯特会议批准与苏格兰长老会订立的《神圣盟约》,宣布取消主教制度、高级教士特权和英国国教的一切仪式.1645年1月,议会取消了16世纪都铎宗教改革的重要成果《公祷书》,以确认清教仪式的合法性.这样,许多采用《礼拜规程书》(Directory forPublic Worship)的教堂,其圣事活动不再依循《公祷书》的规程内容.至此,英国国教已名存实亡.

自第一次内战爆发以来,清教长老派和独立派既是宗教上的竞争者,又是政治上的对手.长老派的源头主要是苏格兰长老会,1645年长期议会通过一系列决议,要求按照长老会制度改组英格兰教会,但此举并未能完全消除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长老派间的分歧."在苏格兰,教会不从属于任何别的东西,而在英国它要从属于议会".清教"独立派的信仰不是来自苏格兰,而是从逃亡到荷兰的清教徒和新英格兰的殖民者那里吸取来的"b.长老派的清教政策,不但排斥了其他清教派别,也打压了罗马天主教和英国国教,结果招致了各阶层的普遍不满.随着苏格兰长老会倒向查理一世,英国议会中的长老派便幻想通过与国王、与苏格兰人的妥协来保住自己在革命中的既得利益,故下令解散由独立派控制的军队.1646-1648年间,军队与议会的裂痕不断扩大,长老派与苏格兰人及王党残余势力实现联合,随之英国再次陷入了武力相向的困局.

a中提出了包括废除主教制、改革礼拜仪式、建立长老会制等激进的宗教主张.1646年又批准在苏格兰、英格兰与爱尔兰组建统一的长老派教会,并禁止其他教派举行活动.1648年6月再批准加尔文神学色彩浓厚的《威斯敏斯特信纲》.如此一来,清教长老会在英国的地位得到了暂时巩固.

十六、七世纪,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和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英国社会由于矛盾错综复杂,既有新君主制与无政府主义的冲突,也有世俗政权与宗教势力的对立,又有民族主义与教权主义的较量,还有君主专制与自由传统的抗衡,因而发生一系列的改革、内战与革命等重大事件,导致了剧烈的震荡.从长时段来审视,宗教问题长期左右英国历史发展进程,从经济到政治、从宗教到文化,可以说社会各个层面无不受到宗教因素的深刻影响.与剧烈的社会震荡相伴随,这一时期英国宗教政策的基本特点是中庸之道与极端主义并存,主要表现为:都铎时代以中庸之道作为宗教政策的主轴,期间偶有激进或极端的做法;斯图亚特早期专制统治和17世纪中叶内战与革命的年代,确定了极端主义的宗教政策基调,同时也发生着从极端到中庸的变奏,总趋势则是从专制逐渐走向宽容.透过16世纪都铎宗教改革、17世纪早期斯图亚特王朝专制统治、中后期的内战与革命以及王朝复辟等诸多历史事件,厘清英国宗教政策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特点,既有助于我们客观描述社会转型时期英国宗教现代化的发展轨迹,也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现代英国政治文化的独特性.


都铎英格兰民族国家的根本特征,在于它以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为依恃,实现了专制王权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紧密结合;而都铎新君主制,属于独具英格兰特色的混合型政体,是日后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先导,并因适度性与进步性两个基本特征,就成为了一种所谓可以接受的专制政体.都铎新君主制的进步性,主要表现为它采取一切手段消除地方诸侯割据,促进国家的政治统一,并在反对外敌威胁的斗争中,坚定地维护英吉利民族利益;它的适度性主要体现为,历代都铎君主都通过议会进行统治,而没像法国波旁王朝那样撇开三级会议,完全走向绝对君主制.即或玛丽一世,一个精神上还停留在中世纪的都铎女王,也不得不给其极端统治披上一层合法外衣:她是在经过议会批准、获得所谓"全国公意"后,才名正言顺地废除了乃父乃兄的宗教改革法,进而正大光明地恢复天主教,使英格兰教会重新投入罗马教廷的怀抱.她还在镇压托玛斯·怀亚特爵士起义后,顺势把自己嫁给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之子、天主教西班牙的菲力普二世,并煞有介事地宣称英西王室间联姻的正当性.



一、 16世纪都铎宗教政策确立中庸之道的主轴

第一,清理议会中的国教会主教.议会打着圣经真理的旗号,借助人民被激发起来的革命情绪,以叛逆罪之名启动程序,弹劾劳德大主教.1641年3月,下院提出议案,要求把教会人士清除出治安委员会,并取消主教议会选举权.7月,议会又取消了臭名昭着的宗教法庭,剥夺教士介入立法和司法之权e.根据1642年2月通过的《主教排除法》,主教全部被驱逐出了长期教会.

为确保英国国教会的统一性,查理不顾下院的反对,执意任命有争议的理查德·蒙塔古博士出任切斯特主教,以及毫无约束地任用劳德大主教和斯特拉福伯爵.劳德大主教想通过重新确定礼拜规程和统一教士服饰,推销其所谓的"宗教革新",把英国教会逐步引向罗马天主教.这种带有强烈天主教倾向的宗教政策,让那些原来对查理抱幻想的国教徒大失所望,以至于许多人被迫脱离国教会,转投了清教阵营.面对日渐高涨的议会反对声浪,固执的查理就是不愿作任何让步,反而我行我素,正如他所自己宣称的那样:"国王对英格兰教会拥有绝对的主权,任何与国王对外政策相悖的教令、教规,都需要由神职人员在集会上以妥善的方式进行处理,并且要由政府加盖国玺.政府仅批准那些与法律和传统相一致的教条"a.议会与国王的矛盾越来越深,查理开启了独裁统治的"十一年暴政期".着名史学家弗思评论道:"伊丽莎白的政策导致了一个教会反对派的产生,詹姆斯则引起了一个宪政反对派,而在查理的统治下,两者联合了起来,从这种联合之中终于产生了内战."b

三、 17世纪中期宗教政策由极端到中庸的变奏

由于受制于国内事务,尤其是宗教问题,查理一世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明显感到力不从心.为了加强专制主义,他有意接近阿米尼乌斯派,过于宽容天主教徒,大肆迫害清教徒,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强化国教会作为其推行专制统治工具的主导地位.荷兰新教神学家雅克布斯·阿米尼乌斯反对正统的加尔文主义,其神学见解奠定了阿米尼乌教派教义的基础.在英国,阿米尼乌教派是指那些信奉阿米尼乌斯神学思想的国教徒.不过在清教徒看来,该派的教义和仪式阉割了新教基础,颠覆了宗教改革成果,查理与之接近,其实是为英国教会回归天主教铺平道路b.因此,查理的宗教政策遭到了来自清教徒占优势的下院的强烈反对.1629年3月2日,他意欲强行解散拂逆其意志的议会,下院仍以半强制方式通过了几个尚未走完全部程序的议案,并声称任何企图改变国家的宗教信仰、征收或建议征收、或帮助征收未经议会批准的纳税金额者,都是对英格兰自由传统的背离.这些决议的重要意义在于,不仅挑战了专制王权,而且把那些在宗教上和政治上不满的分子全部联合了起来.


都铎统治后期,英国议会试图染指宗教事务,这本来是英王的专属特权,因而受到伊丽莎白一世的严格限制.在宗教问题上,议会不得不顺服女王的意志.詹姆斯一世时期,议会将宗教事务纳入立法权管辖范畴的种种努力均未成功.后来在查理一世专制时期,劳德大主教走极端路线,推行所谓的宗教革新政策,以国教教义和礼仪来强行统一人们的信仰,这不仅侵犯了英格兰人"自古以来"就享有的自由与权利,导致议会的强烈反弹,还引起了北方苏格兰人暴动.如果说"詹姆斯一世培养成了一个自由而又宽容的国教会,那么,查理一世时期的国教会是严厉而充满血腥的,最终将自己卷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c,整个英伦都卷入了他所挑起的革命.


第三代都铎首先继承王位的是爱德华六世,他的异母姐姐玛丽一世紧随其后,他们统治的时间都不长,前后加起来只有十来年.亨利八世在临终前为爱德华指定了一个摄政会,但萨默塞特和诺森伯兰两公爵辅佐爱德华六世后,将早期都铎君主稳健的传统,尤其中庸、温和的宗教政策抛在一边.由于冒进或极端的宗教政策大行其道,推行触及教义与礼仪等实质内容的神学改革,把30年代后期几乎停滞的宗教改革引向发展快车道,使英国迅速转变成为欧洲第一个新教国家.可这种激进的宗教政策还没来得及巩固,"血腥者"玛丽上台后,几乎全部推翻了亨利八世以来都铎宗教改革的一切成果,致使国人信仰又重新退回到天主教统治的时代.当然,玛丽时期的天主教复辟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它并不能改变她的臣民对外国人的仇视和对新教信仰的执着.伊丽莎白女王继位后,竭力避免其异母长姊、长兄的极端宗教政策,重拾中庸之道,重建英格兰教会赖以存在的两大支柱《至尊法》和《信仰划一法》,试图打破国际天主教势力的围剿.正因为这样,那些为躲避玛丽宗教迫害而流亡海外的激进新教徒回国后,强烈反对伊丽莎白一世的"宗教和解"政策,他们要求女王把天主教残余从英国国教(新教安立甘宗)中清除出去,由此形成了清教反对派.但是,清教徒要想改变女王的意志,让伊丽莎白放弃谨慎、稳健的中庸传统,走向宗教极端主义,那只能是事倍功半、无果而终.




第三,废除国教会的主教制度.针对主教、天主教徒、王党、廷臣和顾问在国王与议会冲突中所起的消极作用,议会于1641年通过的《大抗议书》

第二内战爆发后,几乎所有参加第一次内战的王党分子都没有发誓反对议会,许多为保卫国王而参与第一次内战的王党分子则拒绝卷入新的冲突.于是,独立派和克伦威尔的铁骑军不得不单独面对几乎一切的反对势力,包括国王和议会上下两院、地主和商人、伦敦城区和乡村、主教和长老派,以及苏格兰军队、威尔士人与英格兰舰队.这是两次内战间的最大差异.1648年8月17-19日,在兰开郡里布尔河谷地带普雷斯顿附近沃尔顿勒戴尔的决定性战斗中,克伦威尔指挥的议会军大获全胜,汉密尔顿公爵统帅的英格兰王党和苏格兰联军被迫投降,第二次内战基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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